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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渐入正轨

1935年1月11日，苏联远东海军改称太平洋舰队，原远东海军情报无线电侦察中心随之改称太平洋舰队情报无线电侦察中心。该中心当年12月破译了日本海军通过无线电传达的次年度舰队战斗序列。通过对该电文的全面分析,苏军判明日本海军各分舰队和特别陆战队(日本海军负责基地防卫的作战单位)的组织结构与编制，并获悉日本海军正积极扩充包括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在内的新舰艇。

随着工作的推进,苏军发现日本海军及航空兵部队的无线电通信日益复杂。为强化通信保密,日军在硬件和使用方式上都做了改进,诸如在无线电设备中安装音频/频率可调装置，广泛应用无回执传输(只收不发的无线电静默模式)通信,扩大可变/轮替无线电通信频率的使用范围，为舰艇飞机分配可变保密呼号,报务员勤务通话使用密语,涉及舰艇飞机行动的电文一律以密本式密码加密等。

面对日军通信工作的升级和形势演变，苏联海军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远东地区的信号情报工作。1936年1月26日，苏军下令太平洋舰队情报无线电侦察中心从舰队观通系统中剥离，改组为太平洋舰队独立无线电情报支队。当年2月19日,该部队再次改名为太平洋舰队海岸无线电支队，其所属外围无线电侦察站更名为海岸无线电站。该支队直属舰队侦察处,下辖两个接收中心,一级接收中心设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二级接收中心设于苏维埃港。

苏维埃港二级接收中心于1936年底至1937年初正式建成投入运营,显著扩大了侦测覆盖范围，特别是改善了日本近海的定位基线覆盖角度。在此期间，太平洋舰队海岸无线电支队成功实现了对日本海军横须贺、吴、佐世保、舞鹤基地舰船的无线电通信网络全监听。在1936年日本海军大演习(编注:日本海军“昭和十一年度特别大演习”)期间,苏军获得大量情报。

1937年2月2日,苏军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成立了自己的海岸无线电支队。该部队除了重点监控伪满江防舰队和哈尔滨航务局的无线电通信外，还监控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的伪满国境警察队的无线电通信。通过这些无线电通信,苏军掌握了伪满江防舰队作战序列、松花江流域伪满军事基地体系、伪满江防舰队舰艇战备训练特点、伪满江防舰队登陆战准备和水下障碍物(如水雷)，以及黑龙江和松花江上的轮船航运情况等情报。通过对国境警察队无线电通信情报的整合分析，苏军还摸清了其编制情况、沿江驻扎状况等。由于该警察队参与“围剿”抗联游击队的行动,苏军也因此间接获取了部分抗联部队的情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海军很快向华中地区特别是上海增派兵力。苏军要求太平洋舰队海岸无线电支队全力侦察日本海军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该支队基本完成了这项任务。

同年,太平洋舰队海岸无线电支队二级接收中心苏维埃港无线电侦察分队通过信号侦测，掌握了日本海军在北方诸岛、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大凑基地和宗谷基地作战力量部署情报。分队指挥官以密电形式、每6小时向支队报告时报，每天报告日报、每月报告月报,遇有特殊情报，向苏维埃港要塞司令直接报告。

2.初战张鼓峰

1938年7月,苏军在吉林张鼓峰附近修建工事、苏日关系骤然紧张。7月29日，日军攻击苏军,张鼓峰事件爆发(苏方称哈桑湖战役)。

早在当年7月初张鼓峰局势趋于紧张之时，苏军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海岸无线电分队便侦测到，松花江方向日伪无线电通信态势异常，无线电通信量达到平时通信量的3至4倍,舰船、基地和港口的无线电台转为24小时值班制。而此前，伪满江防舰队舰船夜间驻泊在基地内,无线电台很少值班。

与此同时,苏军信号情报还表明,伪满江防舰队的主力作战舰艇，含4艘炮舰,12艘巡逻艇正从哈尔滨主基地内紧急起航,沿松花江下游航行,哈尔滨航务局的部分船只从黑龙江调到松花江。苏军获得的信号情报还显示，伪满国境警察队报告称，在黑龙江中游已经集结征用各种非机动船只(如渔船、驳船等)1500艘。苏军判断,日伪意图向苏联列宁斯科耶对面的同江调兵。情报部门立即将上述信息与分析上报、红旗阿穆尔河区舰队随即集结相应规模的舰艇,前往松花江河口。在苏军威慑下，日伪军没有进一步行动。

冲突爆发后,苏军太平洋舰队的电子侦察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其中,距作战区域最近的斯拉维扬卡无线电侦测站,提供了大量日军在本土和朝鲜基地的通信情报,涵盖日本联合舰队分舰队无线电通信网络,日本佐世保、舞鹤海军基地,朝鲜罗津、清津、元山基地的无线电活动,以及上述基地内的作战舰艇、运输船与民船的无线电通信。经验丰富的报务员,还可以利用电报编码规则,识别载有日军重要部队的运输船。

1938年8月10日,苏军发起总攻,张鼓峰事件以苏联胜利告终。值得注意的是,苏军发起总攻的时间恰好为日军进行汉口战役的关键时期。张鼓峰参战日军向上级求援弹药时,得到的回复是,“弹药有限,已优先分配给实施汉口战役(编注:武汉会战)的部队”。

整个1938年,太平洋舰队通过信号情报共识别出713 支日军和伪满部队的编制及部署。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向最高军事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显示，在1938年全年对日情报方面,信号情报占各类情报总量的30%至 35%。中国全面抗战初期，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到武汉会战期间,苏联对日情报的100%来自信号情报,而关于日军从本土向中国增兵及战区部队部署等情报,则有75%来自信号情报。

从1938年开始,苏军援华人员开始大批抵达中国，其中除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外，还包括苏军陆海军无线电侦察人员。苏联海军红旗波罗的海舰队海岸无线电支队主要承担援外任务，其信号情报人员博格丹诺夫在华牺牲。苏联陆军方面，以冈察洛夫为首的无线电侦察支队赴华，帮助国民政府建立信号情报力量。在帮助中国的同时,这批专家也获得了对日信号情报侦察经验。苏军资料显示。在华工作的一年半中,苏联信号情报人员每月能破译200份日方密电,共破译10套日方密码。回国后,该部队负贵持续严密监听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无线电通信网，同时对日本军级司令部通信实施全天候侦听。

1939年2月,太平洋舰队海岸无线电支队成立了作战处，分门别类获取日伪军材料并处理。这些门类包括无线电通信和测向、舰队作战力量、水陆军事运输,以及特种监听(监听保密电话、传真和电报)等。最后一项职能的出现,说明该支队的信号情报工作已从纯无线电侦察拓展到有线侦察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