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凌晨，延安窑洞里灯火通明。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电报，被秘书叶子龙带着激动的心情送到了毛泽东手上。

消息一出，延安城内外瞬间沸腾，人们欢呼雀跃，沉浸在十四年抗战胜利的狂喜中。可毛泽东的反应，却透着一股异样的平静。

他接过电报，反反复复看了三遍。脸上没有预期的狂喜，只有一种深沉的镇定。

据当时的警卫员齐吉树回忆，毛泽东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好啊！多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 随后，他提笔写下几个大字：“庆祝抗战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这种超乎寻常的冷静，在那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然而，这份平静，恰恰预示着一场更大风暴的来临。日本投降，不过是打响了另一场无声战役的发令枪。

他早就看透了

毛泽东的这份沉着，并非偶然。这源于他一贯的战略思维，以及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深远洞察。

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展现了惊人的远见。一九一六年，在长沙求学的他，与蔡和森等人谈论国际局势，已预测日本会在二十年内全面侵华。

十五年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预言不幸应验。日军占领东北，战火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蔓延。

全面抗战打响后，国内一度弥漫着“速胜论”和“亡国论”的悲观情绪。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

他系统阐述了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人民战争是胜利的根本，这不仅仅是战术，更是对中国未来格局的洞察。

毛泽东清楚，中日民族矛盾，这个国家当时最主要的问题，迟早会解决。一旦日本倒下，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权力斗争，必然会迅速浮出水面，成为头等大事。

他曾说：“当桅杆顶端刚刚露出时，就能看到接下来发生的普遍的东西……” 这份冷静，正是他对历史进程有着超越常人的预判。

胜利前夜，他已动手

这份对终局的洞察，让他没有沉湎于胜利的喜悦。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部署，将战略重心从“抗日”悄然切换到了“战后布局”。

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八月六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日本的败局，已是板上钉钉。

毛泽东在八月四日给李先念的电报中，还曾保守地估计抗战尚需一年。但到八月十日，《毛泽东年谱》记载，他已得知日本准备投降。

这意味着，他有了几天宝贵的时间差。他立刻开始调兵遣将，一系列军事指令密集发出。

他命令各解放区部队做好准备，接收日伪军的武器装备。军队的重心，正从敌后游击战，转向了争夺城市的正规战。

抢占东北，是其中最核心的战略考量。那里工业基础雄厚，资源丰富，更是未来局势的关键。

毛泽东深知其战略价值，迅速命令冀东、山东等地的部队，火速挺进东北。这些行动，都在日本正式投降前完成。

八月十日，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这不仅仅是军事威慑，更是在政治上抢占先机，争夺受降的主导权。

香槟变战书

当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那一刻，中国的主要矛盾瞬间发生转换。民族矛盾退潮，国共两党围绕胜利果实的争夺，立刻白热化。

蒋介石方面反应迅速，立即下令各解放区军队“原地待命”，企图将中共排除在受降范围之外，独吞胜利果实。

同时，他紧急请求美军空运其主力部队，抢占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意图迅速控制全国，将共产党军队排除在外。

毛泽东对此毫不退让。他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命令，更亲自撰文，如《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在舆论上揭露国民党的真实意图。

双方围绕受降权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所有日伪军都应向其投降。

而中共则强调，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有权接受日伪军投降，建立属于人民自己的政权。

抗战初期，国民党拥有两百万军队，而共产党只有四万余人。但抗战后期，国民党保存实力，主力调往西南；共产党在敌后发展壮大，军队接近百万。

两种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最终在胜利的刹那进行了一场大摊牌。庆祝胜利的香槟还未喝尽，内战的战鼓已然响起。

笔者以为

毛泽东在八月十五日的冷静，并非麻木，而是因为他早已洞悉：日本的投降，绝非和平的最终降临。它仅仅是另一场更大规模、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的开始。

他预先的战略部署，特别是抢占东北的决策，使得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初期就占据了重要的战略要地。这为后续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