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提到三国这段历史，很多人都会叹息蜀国的命运。

刘备虽然名为汉室宗亲，实际出身并不高，后来以复兴汉室的旗号建立蜀汉政权，虽说在三国鼎立之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却也是第一个被灭亡的，公元263年邓艾偷渡阴平刘禅出城投降，蜀汉成为三国之中第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权。

那么，蜀汉真的就没有希望三造大汉吗？相对于曹魏雄厚的国力、东吴天然的地理屏障，蜀汉自身的潜力、地理、人口等因素决定了其前天不足，我们就从这几个角度，结合史料分析一下蜀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一，国家潜力：资源匮乏导致的经济短板

毫无疑问，蜀汉的国力在三国之中是最弱的，这在刘备入蜀的时候就已经注定。

刘备带着残兵长期征战于各地，直到赤壁之战之后方得一隅之地，后在刘璋的邀请之下进入益州，后来名义上跨有荆益，而实际上益州的民殷国富早已被地理因素限制了天花板，其经济潜力远远不如中原甚至是江东。

首先，益州虽然因为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乱，使得其农业生产未曾遭遇巨大破坏，但是东汉时期的益州，经济结构单一，农业确实相对可观但是商业和手工业基础薄弱。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这里的沃野更多的是指农业，商业活动受到地形的严重限制，与中原的交通便利和江东的水网发达相比相差甚远。曹魏占据最富庶的中原底蕴深厚，资源配置十分高效，江东依靠长江，以及世家大族的财富积累，而蜀汉的地形只是有利于军事上的防守，并不能有效沟通内外发展经济。

其次，蜀汉政权财政状况亦是捉襟见肘，要知道以不到两个州对抗整个曹魏，军费甚重，本就难以为继，在关羽丢失荆州之后，其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华阳国志·蜀志》也提到：“蜀地赋重，民不堪命。”

诸葛亮时代为了北伐，其天才一般的治理手段，也难以让蜀汉政权财政盈余，诸葛亮在世的时候由于治理得当尚且维持，其病逝之后，高强度的赋税和徭役，使得蜀汉政权逐渐民力疲惫，继任者已经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规律，陷入以军事为中心的经济死循环。

此外，蜀汉没有曹魏和东吴那样成熟的货币经济，严重缺乏成熟的货币体系，甚至很多时候依赖实物税和劳役。

在刘禅执政的后期，甚至出现了用布匹替代货币的现象，然而这种落后的经济模式，又进一步的限制了蜀汉的动员能力，一步错步步错，蜀汉后期人才凋敝，“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窘境就是蜀汉人才断层国力不足的一个很准确的缩影。

二，地理环境：益州天险既是优势也是瓶颈

蜀汉的地理环境实际上是一个双刃剑，别人很难打进来，自己也很难打出去。

益州位于四川盆地，四面环山易守难攻。

《三国志·蜀书·刘备传》称：“益州险塞，修治府库。”

剑阁、阳平关等关隘构成了天然屏障。公元263年，魏军钟会攻蜀时，面对姜维据守的剑阁几乎无计可施。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记载：“会至剑阁，维拒之，军不得进。”

若非邓艾偷渡阴平，蜀汉或许还能坚持更久。这种地形优势帮助刘备稳固益州，使蜀汉得以偏安。

但是，地理优势也在另一方面成为了掣肘，别人打你需要翻山越岭，那你北上攻取也一样要翻山越岭，还要在群山之中运送军需粮草，这让本就物产不足的蜀汉更加困难，诸葛亮的五次北伐，虽然在战略战术上都能够处于曹魏的上风，但是每次都毫无意外的因为粮草不济而中断北伐，打仗打的就是粮草打的就是后勤，是国力的对拼，这就是司马懿为什么能活生生拖住智谋超群的诸葛亮的原因。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出祁山，粮尽退兵。”

地形的原因还决定了蜀汉北伐的路线，十分单一，尤其是在荆州丢失之后，但是曹魏地盘广大且大多都是平原，进退自如，粮草供给也是比蜀汉容易，东吴依靠长江不仅机动性强损耗还最低。

再者，益州独特的地理位置限制了发展盟友以及协同作战的可能性。北方是秦岭东边是长江，并且荆州丢失之后与原本的盟友东吴矛盾加剧。

《三国志·孙权传》记载：“权取荆州，遂与蜀绝。”

也就是说，蜀汉在丢失荆州之后，无法在正面战场与东吴形成有利的有效的配合，很大程度上只能孤军奋战。

最后就是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刘备率军入川之后，蜀汉政权就形成了两大派，一方是刘备带来的想要复兴汉室一统中原的群体，一方是益州本土的士人。

在关羽丢失荆州、刘备去世之后，益州世家就更倾向于地方利益为重，对于北伐实在是缺乏热情，只是迫于诸葛亮的能力，不得不勉强出力。

《华阳国志·蜀志》提到：“益州豪强，唯利是图。”

诸葛亮的“跨有荆、益”战略因荆州丢失而破产，北伐成为豪赌。地理环境的双刃剑效应，使蜀汉在战略上从始至终都是被动的状态。

三，人口对比：后备兵源与人才的先天劣势

在封建时代，国与国之间并没有形成科技上的代差，于是人口便是衡量国力最核心的因素，有人就有兵员，有人就有粮食产量就有后勤保障，但是在人口上蜀汉依旧是劣势。

据《后汉书·郡国志》估算，三国时期曹魏人口约400万至500万，东吴约200万至250万，蜀汉仅90万至100万，当然了，这只是统计人口，世家大族隐藏的人口以及由于战乱无法登记的人口不在其中，但是这一数据的对比仍旧能够得出蜀汉政权在人口上与曹魏东吴相对比之下的劣势，而这也直接限制了蜀汉的兵源和劳动力。

兵源不足导致蜀汉的军队构成也越发复杂，除了本土的益州人还有山越部落以及南中的少数民族部队，任何时代军队构成不合理都会产生战斗力下降的情况，这些部队虽然战斗力不俗，但是纪律性差，忠诚度不足。

相较于蜀汉，曹魏政权拥有庞大的中原人口，军队招募源源不断，训练有素；东吴世家大族众多，意味着世家部曲众多，在保卫地方利益的情况下战斗力和忠诚度十分可靠，而蜀汉由于人口不足，实在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争损耗。这才有了姜维北伐时“兵疲力竭”的记载。

在人才方面，蜀汉更加难以与曹魏对抗。刘备创立政权的时候，其手下的文臣武将例如诸葛亮法正、关于赵云张飞等名将，早期的班底确实够硬，所以才能在乱世当中开创一番基业并且有力与曹操争雄，但是夷陵之战导致刘备培养的中青年将领大多阵亡，在最初的班底逐渐凋零之后，蜀汉开始面临着人才难以为继的局面。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亮死，蜀中无大将。”

姜维虽有军事才能，但难以独当一面；魏延、王平等将领或因内斗被排挤，或能力有限。曹魏有司马懿、邓艾、钟会等新人涌现，东吴有周瑜、陆逊、陆抗接续，蜀汉的人才断层使其缺乏扭转局势的战略家。

有人说，没有人才为什么不去吸引人才？这就要看三家之中谁对人才最有吸引力了。

曹魏国力雄厚意味着前途光明，中原士族乐于加入其官僚体系，东吴政权主要依靠与世家大族合作，其人才很少外流。

但是蜀汉的世家，并没有大的志向，缺乏一统中原的动力，甚至缺乏对蜀汉政权的认同。

“益州士人，多附豪强。”

刘备以汉室宗亲身份吸引部分忠于汉室的士人，但数量有限，且难以融入地方权力结构。诸葛亮在世时以威望压制地方势力，其去世后，蜀汉对地方的控制迅速下降，人才流失加剧。

四，战略：失误难以挽救

蜀汉的失败不仅仅源于先天不足，战略上的失误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说到蜀汉最大的战略失误，莫过于刘备发动的征讨东吴了。关羽丢失荆州之后，刘备不顾大臣劝阻执意要征讨东吴，最终在夷陵之战当中败于陆逊之手。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大怒，兴兵伐吴，败于猇亭。”

此战不仅耗尽蜀汉精锐和辛苦积攒的家底，还一举断送了孙刘联盟。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提到：“刘备败走，蜀军大损。”

另外，荆州丢失和夷陵之战的影响，让诸葛亮无法再按照隆中对的预想去实施战略布局，只能以小博大，进行十分理想化的北伐战略。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志在中原，然力不从心。”

北伐年年发动，民力耗尽，财政枯竭，北伐没能真正形成蜀汉政权的增量，更多的作用就是维持了内部向心力。以战养战始终不是长久策略，稍有不慎就可能全盘崩溃。

再有就是蜀汉后期的政治越发混乱，这种形式的政权只有诸葛亮能玩明白，也只有诸葛亮才能以益州一州之地频繁北伐且打的有来有回，还能使蜀锦畅销中原和江东，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诸葛亮，在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很快就难以为继。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缺乏足够威望，难以统合地方势力。

《三国志·蒋琬传》记载：“琬虽忠谨，然无亮之威。”

刘禅时期，宦官黄皓干政，姜维与豪强矛盾加剧。公元263年，魏军三路攻蜀，刘禅不战而降。由此可见，没有了诸葛亮的蜀汉，基本上就是依靠诸葛亮生前留下的政治遗产而苟延残喘，一旦中原曹魏政权缓过劲来便只能任人宰割。

五，一个简短的总结

蜀汉的失败主要在于先天不足，以及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之下后天失误。无论是国家潜力、经济基础、财政情况、地理环境、人口对比、兵员人才，都与曹魏和东吴有着明显的差距。在战略上，荆州北伐未能得到益州方面的有效策应，丢失之后意气用事打空家底导致人才断层。

后期的坚持，基本全靠诸葛亮一人的才智，但是时代趋势是一个人很难改变的。

依靠刘备的威望和魅力，诸葛亮的智慧和才能，能够让蜀汉坚持几十年并且一度有扩展的迹象已经是奇迹了，但是三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蜀虽小国，志存高远”，蜀汉的失败是资源小国的无奈，也是英雄迟暮的历史感叹。